大陆国学大盛，孔子标准像要像肯德基大爷一样走向世界，因此在英国，穿件唐装，就可以交流华夏文化，我也不能够免俗，常常有一股做古诗的冲动。以前读古诗，对于赠别酬唱之作，觉得没什么诚意。现在，一想到将来自己或朋友万一混好了，这首诗，也许预制了一种被历史重视的期待，于是，学着写。

        最近朋友回国，自己跑到伦敦送别，晚上把脚架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吃了四个橙子，喝了两杯果汁，看了一夜的《潜伏》，然后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去唐人街见另外一个朋友，好端端地吃着点心，朋友突然说自己七月份要海归了，让我感到一股要买单的压力。好在朋友大方，说第一次请我吃饭，他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友谊在英国常常就是这样子，很突然地来，也很随意地走，没有中国式的大操大办。只可惜两个朋友都走得太急，临别之前我还没有把平仄搞清楚，做不出古诗来。

        更多的朋友，一点都不顾及我的做出诗的焦虑，从4月份开始，一个接一个地来道别，而且大家都是“裸归”，所谓“裸归”就是放弃这里的一切积累，辞去工作，退掉房子，告别朋友，回国去。

        已经有不下于五个朋友，断断续续来到布里斯托和伦敦，与我道别。这种告别好像防线的松动，一下子少一大块不要紧，怕的是一个一个地走，就像布朗在重组的内阁，很容易军心大坏，一溃千里。还在防线里的我，因为朋友的离去，深感情绪的波动，对于前途的考量，也慢慢多起来。

        早在两年前，一个朋友要回国前，在BBC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说要回国接受“逆向文化冲击”，这算是一种优雅，走之前还要将所经历的中英文化打包，以供回国后分享。那是三年前价格和氛围，现在回国做学术的时价，却是要接受一大笔科研启动经费的冲击。有两位朋友，在英国读了博士，干了博士后，学有所长。一位回国去了中科院，启动经费就是六位数，一位去北大做副教授，自己带学生主持实验室。想起那段博士后的时光，我常常看到楼上几位教授的房间里，一直亮灯到深夜，第二天听到同事八卦，还常常说那个谁谁教授压力很大，投了20多个申请，还没有结果。

        金融危机以来，英国科研经费减少，使得大学机会减少很多。与此同时，大学老师和研究人员的待遇，却日渐高涨，使得竞争更加激烈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学术界还可以“不差钱”的气魄，为海归提供机会，这的确是个刺激。

        最近两周，英国天气经历了最好的阳光，也遭遇了苏格兰夏初的雪，英国未来的反复，就和气候一样，是继续忍耐适应下去，还是去找一块有沙尘暴，也有科研经费的地方。形势显然是变了，连最反华的佩洛西，到了北京都不谈人权了，一个“裸归”的人，还有什么心情谈文化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一下子释然了，那首赠别诗也许在裸体上身上找不到口袋。